郭鹤年的故事,国家的悲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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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出版的《郭鹤年回忆录》,揭露了大马首富郭鹤年与政府的「恩怨情仇」,他在回忆录中批评了朋党主义及实行多年的新经济政策,分享了政府一再要求让土著介入,促使他放弃国际船务公司,如何在马新航空(马航前身)当夹心人等故事。

 

郭鹤年是带有一丝丝悲情色彩的企业家,这种悲情不是来自于他个人,而是政策环境所造成,早在回忆录之前,提到关于他的事跡时,最常被大马人掛在嘴边的就是多次在危机之时帮助政府,最终被逼离开国家,通过海外市场建立商业王国的事跡。

 

还有一例子,就是绿盛世集团主席丹斯里刘启盛,当他创办的实达集团成为大马建筑和房地產龙头老大时,被国民投资公司收购,隨后他离开实达,以绿盛世东山再起。

在钦佩郭鹤年等企业家取得成功的同时,也不免让国人有唏嘘之感。从他们身上也让人联想到政策偏差、种族课题、薪金待遇、施展自由度所造成的大马人才严重外流。

 

媒体时有报导关于大马人在国际上取得骄人成就的消息,涵盖科研、工程、金融、医疗、影视、时尚艺术等各种领域,当中有个共同点均是在「外国」平台大展拳脚,先闻名于「海外」而非国內。

 

根据世界银行于2015年报告,生活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国家的大马人数目,从1990年的12万1000人增至2010年的31万1000人,而超过一半是具有大学或以上学歷的高技能人才,大马人才主要外流至新加坡、澳洲、英国、美国等。

 

试想这些人才將会给国家发展带来如何巨大的推动,而另一矛盾的假设,是当他们留在大马还能否取得如今的成就,大马是否有肥沃的土壤和广阔的舞台,来让专才们施展一身才华,就如长期旅居台湾的大马籍国际知名导演蔡明亮,返国拍摄电影《黑眼圈》因揭露大马黑暗面被当局禁止上映,缺乏包容和自由度如何留著人才。

人才外流,对个体发展而言几乎没什么损失,郭鹤年依然是富豪,四处投资具有潜力的国家;专才们在发达国家过著优渥生活,而损失最大的则是国家。

执政者总以多元、具有包容性来形容马来西亚,那么就请海纳各种不同人才,勿让郭鹤年等人的唏嘘,成为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悲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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